在“侦探”的世界里 我们不只是看客

    本报记者 覃江宜

    眼下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又一次被搬上大银幕，观众对新的演员、新的改编津津乐道，即便这个魅影重重的故事早已被解开谜底，还是有不少书迷愿意重温故梦，继续沿着“尼罗河”顺流而下。

    不断翻拍证明了好故事的价值，在阿加莎的身后还有一个群星璀璨的“侦探宇宙”：从“福尔摩斯”到“波洛”，从“柯南”到“金田一”，推理小说是作者写给读者的成人寓言。大概在他人的故事里，我们才能在封闭的密室中看到“平地起波澜”，用极致的矛盾试炼出人性的质地，经历一场酣畅淋漓却安然无恙的冒险。

    A  你看，波谲云诡的“侦探宇宙”

    一生创作78部侦探小说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被誉为“推理女王”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上海电影译制厂将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引进内地，随后的几十年，阿加莎的“大侦探波洛”系列、“马普尔小姐”系列等作品风靡中国，一批又一批读者由此走进波谲云诡的推理世界。

    事实上，“侦探宇宙”星河灿烂：早在1841年，美国作家爱伦·坡用《莫格街凶杀案》为后世立起了经典的侦探形象，一个头脑冷静、独具慧眼、不走寻常路的“破局者”，习惯在云山雾罩的迷案中，以抽丝剥茧的严密推理得出真相。半个多世纪后，阿瑟·柯南·道尔创造了如今家喻户晓的“夏洛克·福尔摩斯”，阿加莎则塑造了大名鼎鼎的“赫尔克里·波洛”。

    群星闪耀的20世纪，侦探小说进入了百花齐放的盛世，在强调逻辑和解谜的“本格派”之外，美国出现了以雷蒙德·钱德勒为代表的“硬汉派”侦探小说，侦探不再专注思维解谜，也需要像游侠一样行侠仗义。日本则演化出了偏重猎奇和病态的“变格派”，以及探讨人性与时代的“社会派”。

    于是，读者和侦探们的任务都升级了，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是那些看似毫无破绽的谜题，例如密室、不在场证明等，还有明暗交替的人心。在日本社会派代表作家东野圭吾笔下，“谁是真凶”和“作案手法”往往都是次要的，故事的核心在于动机——是什么触及了人性的幽暗之处，导致了扭曲和变异，让一切滑向不可挽回的深渊？

    阿加莎曾借“波洛”之口说：“完美的结局必须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释得清清楚楚。”有些故事可以一再编排翻拍，就在于情节扎实、逻辑严密，同时真情动人，给了编剧们充足的发挥空间。所以，“真相只有一个”，版本却可以不只一种。

    B  “狄仁杰”很忙  观众都看累了

   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探案小说，明代有《包公案》《海公案》，清代有《施公案》和《鹿州公案》等。但与现代侦探小说相比，这类公案小说并没有太多科学推理，也无心将笔墨放在氛围营造上，赞扬的多是断案官员的刚正不阿和铁面无私，重在警醒世人和道德教化。即便有无法解决的疑难奇案，最后也能依仗神灵指点、鬼魂托梦、因果报应解决问题。所以，“躺赢”的是“青天”，而不会被叫做“神探”。

    中国近代侦探小说的启蒙自清末开始，当时上海《时务报》尝试将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翻译成文言文。一时间侦探小说大受欢迎，《晚清小说史》载：“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，简直可以说是没有。如果翻译小说有千种，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以上。”

    被人称作“中国侦探小说之父”的作家程小青，当时便是《记伛者复仇事》的翻译，随后他效仿柯南·道尔创作了中国版的福尔摩斯与华生（霍桑和包朗）。另一位代表作家孙了红则模仿法国作家莫里斯·勒布朗的“亚森·罗平”系列，写了“鲁平探案”。再加上“李飞探案系列”的陆澹安，三人当时并称“中国侦探三巨头”。

    霍桑、鲁平和李飞身上都有外国侦探的影子，由于缺乏本土IP，唐代名臣狄仁杰被迫接过了“中华第一名侦探”的大旗。从1986年的《狄仁杰断案传奇》算起，近30年来，“狄仁杰”一直奔波在探案前线，《狄仁杰之天火玄龙》《狄仁杰之神都奇案》《狄仁杰之九层妖楼》《狄仁杰之迦楼罗》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《狄仁杰之神都龙王》《狄仁杰之四大天王》《狄仁杰之蚩尤血藤》《狄仁杰之幽冥道》等多部影视作品陆续上线。荧幕中的狄仁杰不仅要断案追凶，还得降妖除魔、匡扶社稷、解救苍生……身兼多职的“东方神探”很忙，就连观众都已经看累了。

    为什么漫长的时光中，中国古典小说里没有一个真正的探案题材？学者易中天在他的《中华史》里说，封建王朝的知识阶层对于逻辑推理缺乏兴趣。在“声明”（音韵学和语言学）和“因明”（逻辑学和认识论）中，先人们偏爱前者，由此在文学创作中大放异彩。而冷落“因明”的代价是，不仅科学家们难以出头，神探们也一并失去了成长的土壤。

    C  追看的是悬案 体察的是生活

    读者（观众）为什么喜欢烧脑的推理？东野吾圭写道：“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，一是太阳，二是人心。”爱尔兰哲学家埃德蒙·伯克说：“当我们觉得一件事物恐怖，同时它又不能控制或伤害我们时，观感就会变成快感。”

    也许，只有在他人的故事里，我们才能肆无忌惮地前往“暴风雪山庄”或诡异的荒岛，以“不在场证明”笑看风云，在封闭环境中，体验一场身临其境的冒险。那些精巧的设计和谜题，此前让人有多迷惑，真相大白时就有多爽快。

    可以将侦探小说看成是作者写给读者的成人寓言，引领人们逃离现实，暂时在推理世界喘一口气，这里不仅有对隐秘的追寻、对逻辑的探究，更有人情世故、家庭矛盾、遗产纠纷、情感纠葛……这些都是普通人日常可能遭遇的变故。“福尔摩斯”“波洛”们经历的故事发生在远方，却并不悬浮于生活，它可能发生在每一个普通人身边。正因如此，才能让人感同身受。

    好的作家写推理，更写人心，最后让人长吁短叹的，不是一次又一次情节反转，一个又一个骇人事件，更在于“灵魂的颤抖”。如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上的12名乘客，当善与恶无法被定义时，他们只能在泥潭中挣扎，在法理和情理的权衡中摇摆；如《白夜行》里两个命运坎坷的少年，在泥泞崎岖的旅途中相濡以沫，想成为对方的太阳，从此却在黑夜里行走。

    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背后，是一个个特定情境下的生命成长，讲述了一个人如何被外在环境塑造，被内心欲望所驱使。通过作者的叙述，我们对人性的复杂有了更多体察。

    D  没有过时 人们依然需要“神探”

    推理小说曾经是“赛先生”的化身，程小青在《侦探小说的多方面》中写道：“侦探小说是一种‘化妆’的通俗科学教科书，除了文艺的欣赏，还具有唤醒好奇和启发理智的作用。”

    如今，随着“天宫”高悬天际，“祝融”探索火星，科幻小说接过了“唤醒好奇和启发理智”的使命。对于古典的本格推理小说来说，已进入“元宇宙”的21世纪大概不是“最好的年代”，在现代科技面前，侦探们的主角光环显得失真和多余。譬如，在爱伦·坡《莫格街谋杀案》中无意间犯下大案的猩猩，在天眼摄像头和DNA检测中将无处遁形，等待它的结局是第一时间扭送动物园，而不是为全世界推理小说开宗立派。

    当谜题无需思考和推理，悬念在技术层面就被消解，再难有什么与世隔绝的“孤岛”，虚假而完美的“不在场证明”。每隔几年翻拍的经典作品，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《利刃出鞘》《无人幸存》……是观众对于推理作品黄金年代的回眸与致敬。如果新世纪还能出现福尔摩斯式的“神探”，那他多半是一名电脑极客，开着电影《银翼杀手2049》里的飞行汽车，在虚拟空间里来去自如。

    “本格派”陷入瓶颈，那么推理作品会没落吗？不一定！近年来大热的网剧《白夜追凶》《无证之罪》《隐秘的角落》《沉默的真相》，大多来自更倾向透视人性和社会的社会派推理小说。科技飞跃的一个副作用是，上天入地的人类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，这也会为“社会派”创作者们提供与时俱进的灵感——也许，心理医生会是新一代的“神探”，继续抽丝剥茧，带着人们发现真相。

    总之，无论时代如何发展，人与命运的冲突是永恒的主题，观众永远会追逐人性的光亮，不管是浩瀚的宇宙中，还是在幽暗的密室里。